学术 | 刘亦师：“局外人”——19、20世纪之交英国 “非国教宗”工业家之新村建设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

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涌现出各种理想城市的构想和实践。其中，工业家离开城市新建工厂及附属的工人居住区，成为这一传统的重要内容，并以富有社会改革热情的“非国教宗”工业家的成就最为瞩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亦师撰写《“局外人”：19、20世纪之交英国“非国教宗”工业家之新村建设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一文，以利华的阳光港村、吉百利的伯恩维尔村和朗特里的新厄斯威克村为考察对象，对其背景、历史、规划方案、建筑设计及管理制度等进行论述，并详细分析了它们在现代城市规划形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局外人”

19、20世纪之交英国 “非国教宗”工业家之新村建设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

刘亦师

导论：英国“非国教宗”教徒与城市规划初起时期的“局外人”

英国虽然属于新教国家，但其国内宗教发展历史较之欧洲大陆更为复杂。罗马帝国征服英格兰后，英国的主要信仰是天主教。8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与当时的教皇发生矛盾，遂脱离天主教而创立英格兰国教，由国王兼领教宗， 亦称“圣公宗”（Church of England， 亦作Anglicanism）。16世纪后，受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浪潮影响，英格兰的公理宗（Congregational Church）、浸信宗（Baptist Church）、循道宗（Methodists Church）、贵格宗（Quaker）等新教教派纷纷成立。除圣公宗作为英格兰国教势力伸张极广外，其他新教教派均称为“非国教宗”（Nonconformist Protestantism）。

英国的各“非国教宗”教派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如提倡宗教信仰自由、重视教育和个人操行、强调对工作的奉献精神、抵制嗜酒等，普遍对救助贫穷阶层和改良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一些教派贵格宗还反对暴力等。这些精神品质使“非国教宗”教徒在英国不少行业广受尊重和信赖，20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则统称之为“新教伦理”，将其视作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判断标准。

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复辟后，他指挥英国圣公宗对参与了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其他新教教派进行“报复”和宗教压迫，不允许“非国教宗”教徒参加军队、进入大学学习或担任政府公职，导致不少“非国教宗”教徒流徙到美洲新大陆，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即因此而起。留在英国的非国教清教徒则选择开办业余学校、培训专业技能（当时牛津、剑桥等大学旨在培养神职人员），并投身商业活动和当时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洪流之中，至18世纪中叶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发明家和商业巨擘，如发明蒸汽机的纽卡门（Thomas Newcomen，1664—1729）及其改进者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直接促发了英国工业革命。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英国涌现出一批“非国教宗”工业家，如下文将讨论的威廉·利华（公理宗）、乔治·吉百利（贵格宗）、约瑟夫·朗特里（贵格宗）等。这些工业家都怀抱着社会改良的强烈意愿并积极践行，在离开城市的郊区从无到有地开始营建出供工人阶级居住和生活的“模范村”（model village），在市镇规划、住宅设计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各有创造，形成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受此启发，另一名“非国教徒”——霍华德（公理宗）于1898年发表《明天》一书，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此后迅即掀起了席卷全球、声势浩大的田园城市运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科。

除了上述“非国教徒”工业家的建设活动外，在英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初起时期，还有一批政治和文化界精英分子积极参与其事，如政府的进步官员和号召建立福利国家、渐进推行社会改革的“费边社”成员，以及其他拥有庞大社会资源的各行业翘楚（图1）。随着规划实践的开展及城市规划逐步成为政府职能部门，并且在这一制度化过程中，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建筑师（规划师）数量日增并逐渐主导了话语权，而早期那些热情饱满但缺少设计方面知识技能的“局外人”则最终被边缘化。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的规划评论家就曾尖锐指出：“建筑师和艺术家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构图原则呈现出（城镇空间的）美。而创造出今天城镇农场（town-farm）的那些人——吉百利、利华和霍华德都不过是纯粹的社会改革家，……对城镇作为艺术作品如何呈现美感，从而表达人类的尊严和文明漠不关心。”

图1  第一田园城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图。中央为董事会主席内维尔（律师），其右侧为霍华德，左上角为伯恩维尔村创始人吉百利之子Edward Cadbury

然而，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城市规划的最初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就不能不讨论这些“局外人”的作为及其时代背景与思想传统。事实上，英国的这种由非专业“局外人”介入工人阶级住宅供给的规划活动直至20世纪30、40年代仍颇有影响，惟其与建筑师的合作形式有所不同。这些实例在物质空间形态的考量之外，延续了英国工人阶级住宅区规划体现出的社会关怀等悠久传统，使英国城市规划及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别具一格。不但成为城市规划知识结构和方法论体系的一部分，也丰富了我们对城市规划内涵的认识。

另一方面，仔细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处工人新村，它们前后相继，在观念和具体设计手法上推陈出新，拓展了人们对现代规划和住宅建筑的认识，积累起不少有益的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原则。它们不仅是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重要参考和思想来源，还包括一些霍华德学说中忽视的部分，如保存英国乡村特征、形成优美街景及维护城市风貌等，早已蕴含了诸多20世纪中后叶对田园城市运动的反思和批判的内容，在城市规划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 世纪以来的英国“新城”规划思想传统及其实践

18世纪末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城市人口急速膨胀，导致卫生条件恶化、“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而工人阶级的居住和健康状况尤其恶劣。至19 世纪40年代，在霍乱等瘟疫屡次侵袭下，北部工业区城市的工人平均寿命还不到20岁。为了治除“城市病”，19世纪以来的英国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城市”方案，同时在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业家的支持下，建造了一批工业“新村”。正是这些不绝如缕的乌托邦理想城市理论和此起彼伏的新城建设实践，为19世纪末更大规模的工人住宅及田园城市思想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的英国工业新村构想与实践

18世纪末，纺织工业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就曾在他位于苏格兰纽兰纳克（New Lanark）的纺织工厂工人住宅区中建造学校和各种福利设施，推行社会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此经验基础上，欧文提出在地价便宜的农村地带建造融合农业和制造业的“互助居住单元”（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Villages of Unity and Mutual Cooperation）（图2）。该居住单元位于河道附近，以便利原料和工业品的运输。其平面采用欧文钟爱的中世纪合院式布局：外围住宅均为2 层，内院中有三幢层数较高的公共建筑，分别为位于中央的食堂兼礼堂，和两翼的教堂、图书馆、学校、育婴所等。合院之外是广袤的农田和工厂。“每个合院能容纳1200 人居住，包括农田和工厂在内全部占地面积1000～1500英亩。”

图2  欧文的“互助居住单元”鸟瞰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协和村

从图2可见，这种居住单元可按一定距离重复建设，从而最终解决大城市过度拥挤的问题。可以说，霍华德田园城市学说的若干要素——脱离城市、寓工于农、限定人口上限、两个小城镇间用农业地带隔离等，在18 世纪初已见其雏形。欧文后来按此理论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造了“新协和村”（New Harmony），可惜运行不久即告破产。

虽然如此，欧文的方形合院式新城思想在英国和美国都引起巨大反响，推崇其社会改革思想的一批弟子也致力发扬其理论。其中，后来被册封爵士的白金汉（Silk Buckingham，1786—1855）于1849 年提出的“维多利亚新城”方案，在空间形态和社会组织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欧文的居住单元构想（图3）。比较这两个方案，可见它们都位于港口附近，平面形制均为方形并在中心广场布置各类公共建筑，但维多利亚城中公共设施还分散在城市其他部分。二者均将工业、农业布置在相距方形合院不远处。不同的是，白金汉的“维多利亚城（Victoria）”总平面采用了数层方形圈层，从内向外依次是住宅、街道、公园、公共设施和商业，形成了严整、高效的路网结构，绿地则穿插其间。这一方案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最著名的理想城市方案之一，其圈层式空间布局直接启发了霍华德绘制他的田园城市空间图示。

图3  维多利亚新城透视图，1849年

受欧文和白金汉的影响，棉纺工业家艾克罗德（Edward Akroyd，1810—1887）于19世纪50年代在英格兰北部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市郊建造起艾克罗顿村（Akroydon）（图4，图5）。其平面布局仿效维多利亚城形成两层圈层，皆为2层或局部3 层的连栋住宅，中间围合出的院落处布置阅览室和教堂。与欧文“居住单元”那种完全封闭形式不同的是，艾克罗顿村位于四周的住宅各由2或3排组成，多以8～10户为一组，留出较多巷道空间。这种布局一改城市中“背靠背”连栋住宅拥挤不堪和通风不畅等弊端，反映了建设者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

图4  艾克罗顿村规划总图

图5  艾克罗顿村鸟瞰

艾克罗德深信工人一旦拥有自己的房屋，他们的精神状况和社会关系会更稳定，从而有利于工业生产。因此，他鼓励他的工人购买小镇新建的房屋并提供贷款，从此不再与其他人合租挤在一起。从此，不止富庶阶层和中产阶级，英国工人阶级中也形成了对拥有独立住房的普遍向往，此为英国住宅史上一大创举。

艾克罗顿村与工厂并不紧邻，其总平面虽非常规整，但其规划很注意延续英国传统乡村的肌理和空间形态，住宅布置较为紧凑。住宅和教堂等其他公共建筑均采用当地惯用的哥特式，形成很强的整体风貌。规划中为每户预留了一块花园，集中布置在住宅区南部。

另一处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工业新村是由索特（Titus Salt， 1803—1876）投资建造的索尔泰尔村（Saltaire）。索特是公理宗的虔诚教徒，在英格兰北部的布拉德福特（Bradford）市经营纺织业，因生产规模扩大于1850年前后决定将工厂迁出该市而在郊外河运便利处择地新建厂房（约10英亩），并在紧邻工厂的25英亩土地上兴建一片较为完整的工人居住区。索尔泰尔村的名称即为“索特”和小镇附近河流“Aire”二者合并而来。建成后，这座工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其居住区可容纳3000 多名工人及其家眷。

索尔泰尔村的规划采用较明确的分区手段，将工厂布置在临河港处，工人的连栋住宅位于西部，住宅区的北侧、西侧和东侧布置公理宗教堂及其他公共设施如食堂、洗衣房、医院、技术学校等（图6，图7）。分配给每户的花园集中在厂房南侧和北侧近河处，再往北跨河则为一处更大的公园。

图6  索尔泰尔村规划总图，1851年

图7  索尔泰尔村鸟瞰，19世纪70年代，右侧为公理会教堂及居住区一隅

相比艾克罗顿村，索尔泰尔村的居住区密度高得多。在保证通风、采光的条件下，每排住宅多为10多户组成，居住区内没有设置绿地，但花园和公园均在不远处。连栋住宅多为2层，中间和端部偶尔突起为三层，丰富了街道景观。因此，小镇空间紧凑且建筑风格统一，加之公共设施较全，城市特征明显。这与20世纪后的田园城市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其行列式住宅的布局形式和较高的密度在田园城市运动中曾遭到批评，但20世纪60 年代以后被作为优秀的历史案例重被加以评价和研究。

小镇住宅有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是当时工人阶级住宅设计的一种创举，体现了对工人家庭的关怀。除提升住宅条件外，索特特别注重工人的健康状况，率先在此处兴建了集体浴室和洗衣房，引入洗衣机和烘干机等设备，体现了当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影响（图8）。

图8  索尔泰尔村的公共浴室，体现对工人卫生和健康状况的关注，1862年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早期工业新村大多为以棉纺为主、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区。其中，索尔泰尔村是英国将工业迁离拥挤、污秽的大城市而在其郊外新建厂房及居住区的重要先例。其公共设施齐全，在住宅设计的多样化和关注卫生条件等方面较之艾克罗顿村等又迈进了一大步，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工业新村建设。

城郊新建居住区的实践

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富庶阶层已陆续搬离空气污秽的大城市中心而居住在城郊的别墅中。对中产阶级而言，19世纪中后叶，英国大城市郊外也开始出现住宅区。最早提出这一设想的，是1845年伦敦建筑师莫法特（Moffatt）的市郊住宅方案，“在伦敦郊外四至十英里之地，图容三十五万人之居民。”此方案虽因投资无着未能实现，但此后在伦敦和伯明翰等地陆续出现一些中产阶级的城郊住宅区，它们一般规模不大且较少公共设施，但住宅形式多为独幢或叠拼式，远较城市中的住宅宽敞、卫生。

1875 年，土地开发商卡尔（Jonathan T. Carr， 1845—1915） 在伦敦西郊购24英亩土地兴建贝德福特花园（Bedford Park）。由于卡尔特别关注在城郊营造自成体系的社区环境，因此设置了教堂、旅店、商店以及网球场等各种设施，生活较为便利。并且，卡尔致力提高住宅设计的品质和街道景观，使贝德福特花园成为当时伦敦设施最齐全的郊外住宅区，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和精英知识分子到此居住和活动，如萧伯纳以及旅居伦敦的法国画家莫奈、毕萨罗等，甚至影响了印象派画家的创作道路。

贝德福特花园的道路体系，不再是笔直的网格，而根据地形有所起伏蜿蜒（图9）。其住宅因面向中产阶级也不再是连栋式，而改为2～3幢叠拼或独幢住宅。住宅设计多采用带有显著坡屋顶和壁炉的安妮女王式，其变化丰富的外观成为贝德福特花园的重要特征，“是英国第一处利用17、18世纪住宅建筑样式建造的新式居住区。” 建筑师在布置总平面时非常用心地处理住宅相互之间及其与街道间的关系，每幢住宅均退街道5米以上形成花园，并且丰富了街道景观（图10）。这种处理方式突破了原先只有占地广大的豪宅大户才具有面向街道的花园的传统，大大提升了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住宅的居住环境，远非之前工人阶级的连栋住宅可相比拟。

图9  贝德福特花园规划总图

图10  贝德福特花园街景

但是，这些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创新都发生在与周围环境基本隔绝、自成体系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中，还没有触及城市中数量最多、居住条件最恶劣的工人阶级住房问题。直至19 世纪末，新一轮工业新村规划和建设才“革命性地”将上述设计思想和手法应用于工人住宅中。

肥皂业巨擘威廉·利华及其阳光港村的建设

威廉·利华（William Lever，1851—1925）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郊的商人家庭，全家虔信公理宗（图11）。利华自幼在公理宗教会学校读书，受公理宗教义如救助贫穷阶层、提倡女子教育、抵制饮酒等思想影响很深。利华曾一度立志要成为建筑师，且终其一生对建筑设计都抱有浓厚兴趣，但至15岁时他辍学加入其家族经营的零售业，并与其兄弟一道将经销范围扩大至英国其他地区。当时，随着公共卫生运动的推展，个人卫生成为家家户户关注的问题，肥皂需求量日益增长。1885年，利华接手位于利物浦市内的一处化工厂开始从事肥皂生产。他充分发挥了善于营销推广的特长，创造性地将原本按重量切割售卖的肥皂分成等量的小块，分别加以包装再独立销售，从而创造了驰名世界的“阳光牌”（Sunlight）肥皂，其事业大获成功，迅速成为一方巨贾。

图11  利华像与阳光牌肥皂广告画

1886 年利华成立利华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肥皂生产的规模比日扩大，但利物浦市内的老厂房已无法容纳更多的机器和人力。因此，利华决心在市郊交通便利处择地新建工厂，并开始将他一直念兹在兹为工人阶级提供良好居住条件的理想逐步付诸实现，此即著名的阳光港村（Port Sunlight）。1902年皇家建筑师学会曾邀请利华讲座，利华回忆起1887年秋天在利物浦市郊勘查厂址和最初规划阳光港村的情况：

“工人住宅区（Village）是工厂整个规划的一部分，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最初我们买了56英亩土地，其中24英亩用于工厂和商务，32英亩用于工人住宅。从那以后我们陆续又购买了周边的其他土地，至今我们掌握的面积共320英亩，其中不到90英亩为工厂区，剩下的140英亩用于工人区。”

实际上，为了靠近港口和铁路，阳光港村所处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海水的潮汐回冲深入地块内部，将地块分割成数个部分，形如倒躺的英文字母E。利华在最初的规划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他的建筑师一道划分出地块的道路结构（图12，图13）。整个居住区与工厂区毗邻，西侧边缘为铁路所界定。为了防止海潮回冲，在西侧还修建了堤岸并形成郊外公园。

图12  阳光港村规划总图，1887年

图13  阳光港村鸟瞰，19世纪90年代

1888 年，利华决定先在洼地较浅、地质情况较好的西南角“溪谷区”（The Dell）开始建设。早期的建设包括分布在带状绿地中的教堂、旅店、学校、商店等各种公共设施，相互间间隔一段距离。此外，在西南部围绕垫高的冲沟轮廓确定略带曲折的道路，并以2～4户叠拼住宅围绕较大的院落，形成4 组院落式居住单元。由于院落占用较大面积，“溪谷区”建筑密度很低（“每英亩仅8～10户”）且道路面积较小，有效降低了开发成本。这种院落式住宅布局成为之后恩翁等人提出田园城市设计原则的重要参考（图14）。

图14  恩翁比较行列式布局与合院式住宅布局，发现后者更加经济。其布局原型来自阳光港村

利华为阳光港村的不同建筑雇佣了10多位建筑师。在最初阶段，阳光港村就建成了种类完善的公共建筑群体，如利华认为较为成功的旅馆和女子俱乐部都是造价较低、外观低调平和的例子。相反食堂虽外观庄重，但用材昂贵、体量过大，“不适合工人住宅村落的性格”，这也反映了他讲求实效的行事风格。同时，他在剧院等处采取不同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木结构或半围合的露天形式等），进行了有意识的试验，旨在为将来的建设积累经验。

为了围合出内院，阳光港村的早期住宅虽采取多幢连排在一起的形式，但在总平面上加以处理，使其参差错落形成趣味。除提供给牧师、学校校长、医生等人的十几幢独立的小别墅外，普通住宅分带凸窗客厅和不带客厅两种基本类型（图15），不同单元加以组合后形成不同面宽，交替运用形成丰富的空间感受。

图15  4户叠拼之带凸窗客厅住宅平面图（上、下层）

在规划设计中，利华参考贝德福特花园，要求每幢住宅都需后退街道6～10米，形成栽种绿化的前院。但因看到其他中产阶级的市郊住宅区在前院维护上存在各种问题，利华决定从工厂利润中分出固定数额确保各户立面和前院的维护。阳光港村街道景观的整洁和统一受到当时各种媒体的一致赞扬，但这是为了宣传肥皂企业“洁净、卫生的企业形象”，其成本之高也使这种经验难以推广。

利华在住宅设计方面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纪念性建筑需追求永恒感，“但住宅只要满足50～60年之用即已足够”，建筑材料可尽量节省。但是利华对住宅建筑细部又提出了较高标准并要求使用当时流行的维多利亚式，因此阳光港村的多数住宅采用造价不菲的露明半木结构，保证了整体空间品质。在规划上，为了照顾西侧火车上旅客的观瞻，合院式住宅的背面也进行了细致的处理，一改之前只顾正面的做法，使小镇的空间品质达到整体均衡，这也是居住区规划中的一种创造，直接影响了之后伯恩维尔村的规划设计。

1910年，利华给他资助创立的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一笔经费，供师生参与阳光港村第二期开发的设计竞赛所用，结果头奖为一名大三学生获得。这一方案体现了当时风靡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的规划思想，反映了利华本人审美趣味的转移，与之前自然田园的“溪谷区”大不相同。利华的建筑师根据这一方案绘制了新的规划图（图16，图17）。新方案垫平了之前的冲沟，在核心部分形成了直角相交的两个带状广场，具有典型的美国式“布扎”特征，尤以从火车站到教堂的东西向广场为典型。新开发部分的居住区仍为合院式，但规模、尺度更大。

图16  阳光港村第二期规划总图，1910年

图17  阳光港村第二期规划鸟瞰，从火车站向东看向教堂，1910年

阳光港村的所有住宅均为利华兄弟公司所有，作为一种福利分配给受其雇佣的工人。住户只有使用权，且必须服从公司的管理制度。除这种管理方式外，阳光港村的种种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方法，多数可见于之前的工业新村和城郊住宅区开发之中。但应该注意的是，阳光港村的叠拼式住宅质量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可媲美当时最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阳光港村的实践再次提升了广大工人阶级追求美好生活的标准，随着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工人阶级的这种诉求遂成为英国社会和政府不能不直面的重要问题。利华的重要贡献正在于将之前专属某些阶层的“特权扩展到其他阶层的广大群众”。

巧克力大王乔治·吉百利与伯恩维尔村的建设

创建了巧克力商业帝国的乔治· 吉百利（George Cadbury，1839—1922）出生于当时英国最大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小商贩之家。吉百利的成长和从商经历与利华类似，吉百利的贵格宗信仰如关心穷人福祉、重视基础教育、践行体力劳作、反对酗酒和暴力等，贯穿了他一生的事业（图18）。

图18 乔治五世及王后（前排左）与吉百利（前排右）视察伯恩维尔村，背景为最早建成的单层连栋住宅，1919年5月

1861年吉百利和他的兄弟接手家族的零售生意，之后购买了荷兰发明的可可粉脱脂技术，并将之用于巧克力的生产，其产品迅速风靡英国及海外市场，也为吉百利兄弟公司积累起大量财富。因生产规模扩大，1879年吉百利在伯明翰郊外购买25英亩土地，兴建绿荫环抱下的新工厂。吉百利是英国最早实践工人退休金和补助医疗制度的企业家，同时也为工人补助房租。

1895 年，吉百利在其工厂周边一次购买了120英亩土地，开始筹建新式的工人居住区。与此同时，吉百利还在不断购买与之毗邻的土地，将之命名为“伯恩维尔村”（Bournville）。其命名是据该地不远处的波恩河与法文中表示小城的“ville”合并而来。小镇由厂区、住宅区和公园绿地3部分组成，其中居住区部分面积最终达1000多英亩，占地之广远逾此前各例（图19）。

图19  伯恩维尔村规划总图，1900年

吉百利和利华都是具有强烈社会改革意愿和人文关怀的“非国教宗”教徒。和阳光港村一样，吉百利在筹建伯恩维尔村时也旨在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以提升其身心健康，从而有利于生产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但吉百利也表达了以伯恩维尔村为“模范”进而推动更宏大社会改革的目标：

“通过提供带有花园的住房和有利休憩的开放空间的环境，我们的目标是缓解在伯明翰及其周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居住等）状况，其经验可推广至全英国。”

在规划方法和空间形态上，伯恩维尔村明显不同于阳光港村。伯恩维尔村处在地势起伏的丘陵，在吉百利的要求下，道路被设计成曲折蜿蜒的形态，道路斜交处形成三角形广场（图20）。住宅和公共建筑顺应道路和地势加以仔细布置，成为整个空间布局的出发点。这种规划手法与阳光港村“溪谷区”的规划方法不同，后者是因应冲沟边缘的形态而造成略带曲线的道路。此外，伯恩维尔村的道路宽达25米（80英尺），房屋退线更宽且有意地使道路两侧的房屋错开布置，因此田园景致更显著。

图20  伯恩维尔村三角广场街景，1906年

然而，阳光港村的公共建筑种类远较伯恩维尔村齐全，且集中布置形成了聚合感较强的中心空间，后又通过“布扎”构图的广场得以强化。伯恩维尔村虽也建造学校、教堂等，但数量较少且布置分散。这与伯恩维尔村逐渐扩大用地的背景分不开，其规划在最初阶段并无统一、完整的构想。因此，伯恩维尔村在空间形态上缺少足以统率全局的中心，空间布局呈均质化，与后来的很多城郊田园住区非常相似，但与英国传统村镇的空间形态相悖。

在管理方式上，吉百利借鉴阳光港村的经验，令伯恩维尔村的居民也只有使用权，从而避免房屋交易投机等弊端。但是，吉百利允许除他公司之外的其他工人和低收入阶层也申请伯恩维尔村的居住权，使伯恩维尔村超出了单一性质的工人新村，而将社会改革的影响推向全社会。并且，为了使小镇管理更加公平，他在1900年就成立“伯恩维尔村信托公司（Bournville Village Trust）”，独立于他的巧克力公司并以市场方式管理伯恩维尔村的日常运营。这一做法后来被用于建设和管理第一处田园城市——莱彻沃斯（Letchworth）。

伯恩维尔村的建设体现了吉百利的一些喜好和信仰。除有意将道路设计成蜿蜒形外，吉百利还特别强调住宅花园的重要性，“在花园的土地上耕作是亲近自然和促进健康的好机会”，并认为这会带来一定经济收益。吉百利规定每处住宅用地的建筑密度不能超过25%，其余部分用作花园，甚至指示建筑师对住宅花园的种植和设施的布置进行了详细设计（图21）。相比而言，利华虽然也认为花园中的劳作和休憩是工人住宅区的“安全阀（safe valve）”，但阳光港村对花园的日常维护强调的是整洁有序。在伯恩维尔村的实践中住宅附属的“花园”成为富有实际功能和社会寓意的重要设计要素，也在知识界和社会上造成了对花园和田园生活普遍向往的浪漫主义情绪。

图21  普通住宅花园平面布置示意

在住宅设计上，伯恩维尔村的住宅多为简化的装饰艺术运动风格或维多利亚风格。相比阳光港村，其用材和造价更加经济节省，如不少房屋的外立面使用混水墙，但建筑师发挥装饰艺术运动风格对建筑材料自由组合的优势，形成了多样的外观形象和丰富的街道景观（图22）。小镇最奢华的住宅集中在沿铁道线一带，使往来的旅客能从远处观看其轮廓（图23）。这一设计思想显然得益于阳光港村的先例。

图22  伯恩维尔村两户联排住宅，为较典型的工艺美术运动风格

图23  伯恩维尔村Holy Grove 街住宅设计图，该街与铁道相邻，1900年

伯恩维尔村的建设与霍华德撰写和修订其《明日》一书几乎同时，其设计方法和美学效果对后来田园城市运动的主要建筑师如恩翁（Raymond Unwin）、帕克（Barry Parker）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田园城市设计、建设和管理的一些原则至此已基本显现。

约瑟夫·朗特里与新厄斯威克村的规划与建设

和吉百利一样，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1836—1925）也是虔诚的贵格宗教徒，同样与他的兄弟一道创立了著名的巧克力和软糖公司。朗特里的工厂位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市，吉百利曾到他的工厂做过短期的学徒，二人是事业上的竞争对手，但在传播贵格宗教义和推动社会改革方面也是终身的合作伙伴。

与吉百利不同的是， 朗特里除一生践行贵格宗教义、关心提高其雇佣工人的福利外，还对英国当时的贫穷和福利国家等问题进行过系统调研，发表过一系列著作，提出不能靠救济根除贫穷，而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并改变其生活方式。根据这些研究，朗特里在他的公司中推行退休金和医疗补助制度，为工人及其家属开办免费的学校，并设立了专司工人福利事项的部门。

1901年，朗特里购买了位于其工厂北部的123英亩土地。当时霍华德的《明日》一书已发表，且田园城市协会已于1899年正式成立，聚集了一批社会活动家和建筑师致力于实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朗特里也是田园城市协会的成员和赞助者，他委任活跃在该协会中的建筑师恩翁和帕克对他新买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根据其所在地命名为新厄斯威克村（New Earswick）。

朗特里在建设新厄斯威克村时曾与吉百利密切沟通，在筹资和后来的管理方式上完全效法伯恩维尔村。例如不仅限于朗特里公司的工人而是约克市的劳工阶层都可申请入住，以及建成后设立专门的管理公司等。但新厄斯威克村的规划建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该地块较为平整，由一条南北向的主路与约克市和朗特里的工厂相连，东侧为一条蜿蜒的小河。主路以东是第一期开发区域，呈南北宽而中间窄的沙漏形。恩翁和帕克在这一项目中首先顺应河流的走向确定出地块东侧的道路，再将之与主路相连，形成基本的道路结构（图24，图25）。

图24  新厄斯威克村规划总图，1901年

图25  新厄斯威克村鸟瞰，20世纪10年代

在确定内部路网时，为了使道路的利用效率最大（即相同长度的道路服务于房屋的数量最多），恩翁和帕克进行了多方案比较，最后决定使用尽端式道路。这种布局方式一来能较好地适应不规整的地块形状，使土地不致浪费，同时也能使道路的建造费用最省，“尽端式道路的开发成本较格网式道路为每户平均节省20多英镑。”（图26）

图26 两种不同路网结构的开发强度比较

当时，在公共卫生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大城市均立法要求破除封闭的住宅大院、改造尽端路使其与其他道路连通，以保证通风。所以，在空气清新、建筑密度很小的郊外住宅区中重新使用尽端道路布局不啻是一种设计上的大胆创新。同时，尽端路形成的小居住组团很容易营造出围合感，有利于形成集聚的社区环境。而且尽端路组团的组合使一些住宅的背面也成为街景的一部分而必须加以处理，从而提升了居住区的整体环境质量。

不但如此，恩翁和帕克甚至还对每一组尽端路单元进行经济性分析。经过比较发现，如果住宅在拼接方式上采用端部折角，则比简单的联排更加经济（即相同长度的道路上可排列更多数量的住宅）（图27）。为了方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绿地，建筑师充分利用尽端路地块与主路之间的“隙地”，布置远离车行道的小径，形成人流与车流的分离，启发了之后美国的“雷德朋模式”（图28）。因此，新厄斯威克村的整体布局是基于道路形式以及住宅与道路关系的综合分析决定的，充分考虑到土地利用率和开发成本等问题。

图27 尽端路与不同住宅组合形式的经济性比较

图28  主干道与尽端路组团背身“隙地”的绿地规划

与伯恩维尔村不同的是，恩翁和帕克为新厄斯威克村设计了较为完整的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集中布置在主路两侧，方便主路两边住户的使用（道路西侧属第二期开发）。公共建筑部分形成了聚集中心，但整体空间呈现出经仔细设计后的不规则形。

在住宅设计标准上，新厄斯威克村也强调经济性（图29），除采用2～6户叠拼之外，在不少地块上布置独幢住宅。住宅采取与伯恩维尔村相同的规范，即每户的住宅用地不超过地块的25%，其余皆用作花园，惟因尽端式道路布局每户的花园形状多不相同，因此空间形态丰富。恩翁和帕克还将起居室扩大为南北通透式，并在二楼单独设置卫生间，这些都是当时住宅设计中的创新，后来成为田园城市住宅设计所遵循的原则。

图29  新厄斯威克村普通住宅外观，1902年

1902年，正当新厄斯威克村各处建筑在陆续建设时，田园城市开发公司也正式成立，次年开始兴建世界上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彻沃斯，而这一项目的规划师正是负责新厄斯威克村设计的恩翁和帕克。可见，新厄斯威克村是英国工业新村建设传统在20世纪的延续，但同时也打开了通向综合性城市规划的广阔天地。恩翁和帕克在新厄斯威克村的试验和创造之后被反复应用在田园城市运动的各项事业中，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结语：19、20 世纪之交的工业新村建设及其在规划史上的影响

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城市人口随之急速膨胀，导致城市居民尤其普通工人阶级的居住生活条件恶化，虽然经过1848年及其后的历次公共卫生立法，但城市问题始终是近代化发展中难以根治的顽疾。抚创思痛，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欧文开始提出了无数乌托邦式的“理想城市”构想，其共同之处都是脱离现有大城市，另起炉灶地建设规模恰当、设施齐全的新城市。这些构想固然无法付诸实施，但确使脱离城市的乡村生活成为几代人憧憬的理想。

在兼具宗教热情、社会改革抱负和经济能力的大企业家的全力支持下，一些位于城郊、毗邻厂房的新工人住宅区被陆续建设起来，从而使提高工人阶级居住条件成为现实。同时，由于郊外土地价格便宜，工人阶级不再数户人分租同一幢房屋，而拥有自己的住房进而确保了生产力的稳定。这与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前所述，英国的“非国教宗”教徒在18、19世纪的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实践——修建工人新村并率先向工人提供各种福利，促成了人们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转变，推动了英国政府的各种改革，最终在二战之后在英国建立起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社会改革实践的效果，实际促使社会各个阶层居住环境均有所提高，而尤以工人阶级受益为多。

位于英国北部棉纺工业区的艾克罗顿村和索尔泰尔村是早期工人新村的典范，尤以后者规模为大，在居住区之外逐渐形成了较成体系的公共建筑群，为后世树立了典范。19世纪前期的工人新村虽均位于地价较低、通风良好的城郊，但其布局模式仍不脱城市连栋住宅的窠臼。

1887年阳光港村的开发是英国工人新村建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体现出现代城市规划的若干特征。在“建筑设计爱好者”利华的积极参与下，在最初阶段就确定了小镇的基本规划原则和建设方向，综合考虑了功能分区、路网结构、道路断面设计、景观层次、居住区布局、住宅设计等各方面内容。尤其是阳光港村的公共设施种类齐全，形成了统摄全局的中心区域，成为此后莱彻沃斯规划的参考对象。阳光港村的住宅外观华丽、街道维护干净整齐，也推动了英国社会改革工人阶级住房的进程。

1895年伯恩维尔村的开发与阳光港村相似，均以实行社会改革为宏旨，但也体现出在规划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彻底摆脱了英国大城市的格网式和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放射式的道路结构，采取蜿蜒舒展的形式，与英国“如画式”造园理念相合，因此一出现即广受推崇。而作为贵格宗教徒的吉百利又孜孜不倦地教导伯恩维尔村居民在自家花园中勤于耕作，并要求住宅占用地不得超过25%。这与当时莫里斯、拉斯金等人提倡的浪漫主义相唱和，使田园生活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诉求，也为之后田园城市运动的勃兴从思想和舆论上做好了铺垫。

1901年新厄斯威克村的开发位于田园城市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前夕，其规划师恩翁和帕克后来又设计了莱彻沃斯，惟用地规模更大、公共设施更齐全、住宅及其组合形式更复杂，但规划的方法和原则则一以贯之。这是恩翁和帕克第一次独当一面地从事规划和设计工作，并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他们从此成为田园城市运动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人物。后来恩翁进入英国政府担任公职，但帕克仍一直担任新厄斯威克村的顾问建筑师，负责其后的规划与建设。直至1946年帕克去世，才由索森斯（Louis de Soissons， 1890—1962）——第二处田园城市维林（Welwyn）的规划和建筑师——接替。

除以上改革动机、规划思想和主事者之间的联系外，在具体的规划原则和设计方法上，工业新村的建设也为之后的田园城市运动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利华最早提出“每英亩不应超过12户住宅”，这一观点后经恩翁用图式和计算加以说明，成为他最著名的理论，也是英国政府勠力推行田园城市运动的指导原则。再如，阳光港村的“溪谷区”在不同高程布置马车和人流（图30），这种人车分流的基本思路后来在雷德朋（Radburn）居住区中得以充分发扬。而“溪谷区”的院落住宅单元也是之后恩翁等人创造田园城市住宅组合理论的来源之一。此外，恩翁和帕克在新厄斯威克村率先采用的尽端路布局，也喻示着住宅区布局新时代的到来。

图30  阳光港村“溪谷区”石桥，桥上、桥下可分别通行，隐现人车分流的雏形

利华、吉百利和朗特里这3位城市规划专业的“局外人”，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了他们各自的新村建设外，利华于1909年捐资给利物浦大学创立建筑系和城市设计讲席，并资助了英国城市规划学科的第一本刊物——《城市规划评论》，使利物浦大学成为培养规划专业人才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影响至今不衰。吉百利也在1911年捐资给伯明翰大学设立城市设计讲席的职务，恩翁受聘为第一任直至1916年。

利华、吉百利和朗特里都曾积极参与田园城市运动的开展。其中，吉百利的儿子爱德华·吉百利是开发莱彻沃斯的田园城市公司的董事之一，利华和朗特里也都购买了这一公司的股票。此外，1901年第一次田园城市大会在伯恩维尔召开，全世界来参会者多达1000多人。恩翁在会上发表了田园城市设计原则的报告，会议中间即为同来参会的朗特里看中而聘为新厄斯威克村的建筑师。1902年的第二次田园城市大会又移至阳光港村召开，旨在总结田园城市开发和规划设计等原则，在小镇的考察也是议程之一。从那以后，随着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变化，人们对这几处工业新村的评价褒贬交替，但它们至今都仍生机勃勃，显见擘画者的远见与规划设计之得当，应予反复研究。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正是在田园城市运动的全球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早期一些“局外人”发挥过重要作用，其思想、视野、宗教热情和改革意愿，较之设计技能和构图技巧重要得多。梳理这些事实、缕析其关联，对我们加深理解城市规划学科及其发展历史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1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刘亦师. “局外人”：19、20世纪之交英国 “非国教宗”工业家之新村建设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J]. 建筑史学刊，2021，2（1）：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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